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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回头看时又什么都没有，但依旧有人从镜子里看到那个女人。
总之，这故事越传越神，杂志社也是人心惶惶，后来干脆把卫生间的镜子都摘了下来，才算太平起来。
但高主编还是很有刨根问底的劲头，干脆闲暇时跑了跑图书馆，又去部里的档案馆做了些调查，几个月后慢慢弄清了红楼的来历。
这座建筑的修造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原本是个奉系军阀的私宅，这个军阀在三五年倒台，宅子落到了北京城的米商胡家的手中，三七年时胡家逃去了南方，红楼便被日本宪兵队给占了，解放后都是作为中直机关的办公场所。
要说这老宅里的命案，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当初胡家得到这红楼，并没怎么住人，三六年底的时候，这宅子交给了一个民国时的著名电影导演徐维邦。徐维邦是中国恐怖惊悚电影的开山鼻祖，三七年初，他的一代经典《夜半歌声》正风靡全国，而他的下一部电影就选择了红楼作为拍摄地。
但七七事变后，日本的侵华战争爆发，北平被占领。北平沦陷时，徐维邦恰好在上海，之后又赶去了武汉，躲过一劫，而剧组的其他成员有十几人困在了北平，一直住在红楼里。
不知道是徐维邦的电影一直有抗日的情怀，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还是本来剧组就是民国政府安插在北平的暗线，三七年底时，日本宪兵突袭了红楼，逮捕了那十几个人，后来全部秘密处死了，而红楼也成了日本宪兵的司令部，一直到抗战结束。
剧组成员被日本宪兵处死的事，非常隐秘，并没有见诸于报端，但当时胡同里的老住户对这件事都印象很深，但多是以传奇故事的方式流传于市井，比如，曾有武林高手来红楼救出了一个女演员，徒手击毙四个鬼子。还有京城的京剧名角集体去宪兵队斡旋，在红楼连演了三天三夜大戏，最后宪兵队放了三个人等等，高主编也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实性。
林制片找到他，提出租下红楼拍电影时，高主编内心里本来并不情愿，租金是一回事，毕竟杂志社搬次家动静太大了，而戏拍完了还要再搬回来。可巧合的是，就在林制片来找他的前一天下午，高主编在自己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盹。
迷迷糊糊的觉得自己从办公室出来，楼道里全是拍摄电影的道具器材，很多人围在大厅里忙碌着，似乎一场戏就要开始。但拍摄电影的工作人员，穿着都不是现在的衣服，全是民国时的服装，而大厅的陈设也和现在的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有一股子焕然一新的贵气。再看摄影器材就更不对了，机器虽新，但明显是古董级的设备。
高主编正诧异着，旁边跑来两个工作人员，不由分说，把一套长袍马褂给他套上，又把他按在椅子上，边给他脸上扑粉，边说着：“您跑哪去了，害我们四处找，您的戏马上就开拍了。”高主编正想着问两句，工作人员拿起一个颜料盒，把一些血浆状的液体抹在他的脸上，然后推着他来到了大厅的正中间，摄像机后一个穿着一身笔挺戏服，嘴里叼了个烟斗的中年男人，向他点了一下头，说了句，“灯光注意，第十四场，开始。”
两道耀眼的光柱从斜上方投射下来，晃得高主编睁不开眼，周围的一切朦胧起来，偌大的片场，他再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高主编醒来时，他就趴在办公桌上，西斜的阳光打在他的身上。
这个怪梦之后林制片出现了，让高主编觉得这一切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没有再多想，就匆匆和林制片签了出租红楼的协议。
我从高主编办公室出来，他一直把我送到胡同口，握着我的手，反复叮嘱着：“老常，林制片和电影公司那面，你帮我做做工作，一定让他们感觉到我合作的诚意，我明天就给部里写报告。”
我冲他笑笑，和他重重地握握手，“放心吧，高主编，我要向他们表达的是你的背景和活动能力，我相信，很快就会有进展。”
回到红楼，我没着急着去撮合杂志社和电影公司的事，而是认认真真的在片场看了看程曼琳和男主角的对手戏。
（物有善于蛰藏者，或可以御大寒，或可以去大饥，或可以万岁不死。以其心冥冥兮无所知，神怡怡兮无所之，气熙熙无所为。万虑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体物知身，体身知神，体神知真，是谓吉人之津。--《化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