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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寒，富贵则流
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