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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初九，是纪小川父亲的五十大寿生日。
这天下班前，纪小川向沈洁茹请假，说要回家陪父亲过生日。沈洁茹听说后，有心过去祝寿，却刚好要到省里开一个会，便塞给了纪小川一个红包。
纪小川回到家里时，妹妹纪小娟也从大学回来了。家里非常热闹，除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舅舅舅妈、阿姨姨父这些近亲，乡下的远亲也来了几个，凑在一起，有两、三桌人。这些亲戚，吃完饭就是打牌，家里整天闹哄哄的。
第二天，在一家酒店吃完寿宴，妹妹就嚷着要回学校。
纪小川知道，妹妹也是烦家里的客人多。母亲训斥妹妹，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今天是你爸的大生，晚上还要吃蛋糕。要走，也得明天再走吧？！
纪小娟嘟着嘴还想说什么，被纪小川拉住了。兄妹商量，明天吃完早餐一起走。纪小川让纪小娟在云滨玩一天，反正明天是周六，星期天再在云滨乘火车去学校。
次日早晨，在家里吃完早餐，母亲收拾了一袋土特产，让纪小川一并带给沈洁茹，并反复叮嘱纪小川一定要代父母向沈洁茹好好致谢。
中午时分，纪小川和纪小娟乘坐的长途客车就到了云滨市中心汽车站，接着打的到了纪小川住的地方。
纪小川的住房，是日报社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公寓楼，离报社不太远。房子有30多平方米，一室一厅，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进门是客厅，里面是卧室。客厅里摆放了一个长沙发、一张茶几和一组矮柜。矮柜上面有一台老式电视机。
这间公寓，产权原来是报社的，沈洁茹刚到报社时，就分配了这一套房子，后来报社住房改革，就买了下来。结婚时，沈洁茹买了新房，这个房间就一直闲着。纪小川进入报社后，沈洁茹就让他住了进来。说好不收房租，但水电费自理。
下午，纪小川陪妹妹逛了一个公园和几个商场，到处都是人搞搞的。吃完晚饭后，兄妹俩又去了雍江风光带闲逛了一阵。
第二天，在街上吃完中饭回到住房，纪小娟开始收拾行装。纪小川问妹妹，钱够不够？纪小娟说，应该够了吧。
纪小川知道母亲给了妹妹多少钱。算算，应该够了。而且自己回去时，除了给了父母一千元，又私下给了纪小娟五百元。这样一想，也就放心了。
可刚一提起妹妹的行李，纪小川又犹豫了。重新放下行李，纪小川掏出了钱包。打开钱包，里面虽然所剩不多，还是拿出三百元递给了妹妹。纪小娟倒也不客气，喜得直叫好哥哥，还在纪小川的脸上亲了一口。
打的到达火车站，把纪小娟送到候车室前，纪小川忍不住又叮嘱了几句。纪小娟嫌纪小川罗嗦，不耐烦地说：
“哥，知道啦！你都说了好几遍了。婆婆妈妈的，像妈妈一样！好了，把包给我吧。”说着，纪小娟伸手接过拉杆箱，说声拜拜，就进了候车室……
从火车站返回，纪小川直接去了报社。从电梯里出来，出了电梯间，是长长的走廊。此刻，走廊里静静的，两边的房门都紧闭着。
纪小川打开办公室的门，开灯，打开电脑，又拿上电水壶去了洗手间。回到办公室，纪小川把水壶放到壶座上，便坐到了电脑前，从口袋里掏出U盘插入，开始创作。
实话说，对眼前正在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纪小川现在越来越纠结，不知道它面世后会是怎样的命运？可以说，纪小川创作《足迹》的动机之一，就是想作一次抗争。他要用手中的笔、心中的爱、文人的良知和责任，以一个探索者的坚毅执着，努力去发掘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去挖掘潜藏在人们心底的善良和友爱，一扫中国文坛的晦气，为民族文化注入清新的活力。
应该说，下定这个决心，纪小川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实际上，从踏进大学校园，开始思考人生、思考社会的那一天起，纪小川就突然发现，现实社会就如同是一个万花筒，在他的眼前呈现出色彩斑澜、景象万千的景观，让他感觉好奇和神秘，产生了浓厚的探求兴趣。
从那时起，纪小川就在视野所及中广泛地去认识、去感知这个社会。他曾经是那样的兴奋、激动、骄傲和自豪过，为中国经济、科技、国力的快速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富强。
然而，渐渐地，纪小川变得忧虑起来。因为他看到了、感觉到了，在一片繁荣兴旺的背后，整个社会已经出现了许多让人不满、厌恶、失望、忧虑和痛苦的现象。这种现象，正在形成巨大的破坏力和社会危机。
这些年来，纪小川读过不少当代文学作品，但让他感觉值得珍藏的作品寥寥无几。大多数作品，不仅艺术性不足，有粗制滥造之嫌，而且内容低俗，风格颓废。中国的文人，不是深陷在历史的长河中，沉醉在穿越、重生的梦境中，就是沉迷在男女的情感纠葛中，一味地超然于现实之外。一股颓废的文风，沉重地笼罩在中国文坛之上。
而现实题材的作品中，虽然反腐类作品、官场类作品中也不乏可读之作，但这些作品给予人的，更多的是颓丧、失望和无奈。在这类作品中，充斥着权力倾扎、权钱交易、权色共舞、奢侈腐朽的场景，整个社会似乎成了无官不贪、无吏不腐、黑社会横行、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世界。而那种能够震撼心灵、振奋精神，让人热血沸腾的作品，几乎难觅踪影。
受此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是非观都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变得越来越颓废、萎靡、冷漠和空虚。更有甚者，一些大学竟然把某些文学作品中的有关章节，纳入了所谓的“权利学”选修课。
纪小川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许多文人，在金钱、名誉、地位、世俗面前，已经被逼良为娼了，表现出了强烈而鲜明的功利色彩。他们的作品，简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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