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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堂在当地的司务处。
讲武堂各地的司务处将提供相应的税局官吏和商局官吏，这些人员李云天早已准备妥当，届时可以直接投入使用，进而节省大量时间。
宣德帝之所以要成立商局和税局并不是一时间的心血来潮，而是已经从李云天那里得到了确切的信息，这才借着两淮盐道的事情把税权从户部给分离了出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大明的税收。
当宣德帝增加商税的消息传到江南后，江南的商贾除了感到惊讶外并没有表现出抵触的情绪，要知道当年洪武皇帝可是曾经要取消商人这个职业，而且对商人是极力打压，与洪武皇帝比起来宣德帝的做法可谓要平和许多。
再者说了，商贾们也都清楚宣德帝此次加税的用意并不是要针对他们，实在是盐商们捅出来的篓子太大进而激怒了宣德帝，他们不过被殃及池鱼而已。
况且，宣德帝此番并不是简单地加税而已，史无前例地设立了商局和税局，而且主掌商局和税局的人是大名鼎鼎的镇武侯，这对商贾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意味着他们以后终于有了可以倚仗的衙门，不用再被地方衙门的那些官吏敲诈勒索。
为了响应宣德帝的这一举措，江南的商贾纷纷调低了货物的价格，使得江南的物价随之下跌了近一成，组建宣德帝此举甚得商贾的欢迎。
这一特殊情形使得京城的文武百官始料不及，也使得那些暗地里准备看笑话的人大失所望，原本在人们看来宣德帝加税的话必将导致物价上涨，可江南的物价不涨反跌，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江南商界是大明商界的晴雨表，既然江南的物价跌了，大明各地的物价也随之出现了不动程度的跌幅，国家政策对商业格局的影响此时已经初现了端倪。
朝会后的几天李云天在忙碌中度过，他忙的并不是手头的公务而是拜访京城的那些高官显贵，以感谢他不在京城时众人对镇武侯府的关照，平常都是周雨婷和朱玉馨经营镇武侯府在京城的人际关系，现在既然他回来了自然轮到他亲自出马。
李云天要拜访的人很多，不单单有皇族和勋贵，也有内阁阁老和六部堂官，可谓忙得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登门拜访李云天，其中既有李云天的故旧好友，也有京城的中高层官员，都想着与李云天套近乎。
其中，新任刑部左侍郎潘兴民、新任户部左侍郎张韬和新任大理寺右少卿秦克在那些登门拜访的人中甚为醒目，三人可谓是大明九部衙门的堂官，按理说应该是李云天拜访他们才对。
虽然李云天与潘兴民、张韬品级相同，同为朝廷正三品堂官，比秦克这个正四品的大理寺右少卿高上两级，但即便是踏入仕途最晚的秦克资历都要远高于李云天，这在论资排辈的官场很重要。
不过，李云天有着侯爵，同时又是两淮盐道贪墨案的主审，而潘兴民、张韬和秦克是监审，通常在审案时的地位以主审为尊，监审次之，陪审最末，故而三人前来拜访李云天也并不唐突。
在潘兴民、张韬和秦克三人中，潘兴民的地位无疑居首，自原刑部尚书金纯在宣德三年下狱后，刑部尚书的职位就一直空缺，刑部的相关事宜由左右侍郎掌管，其中以刑部左侍郎为尊。
这意味着，现在统掌大明刑部的人其实是刑部的左侍郎，潘兴民将以刑部左侍郎的身份代行刑部尚书的职权。
从一个被排挤冷落的南京刑部左侍郎到权势赫赫的京师刑部左侍郎，虽然潘兴民只是平级调动，而且只不过将官职前的“南京刑部左侍郎”改成了“行在刑部左侍郎”，但两个职务无疑有云泥之别，现在的潘兴民可谓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别看刑部左侍郎到刑部尚书只有一步之遥，但要想迈过这一关并不容易，多少六部左侍郎终生都未能染指尚书的宝座，官位到了这一步后不仅仅需要实力和运气，更重要的还是人脉。
潘兴民被排挤到了南京为官，与京师六部堂官之间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他身为刑部堂官自然不能跟与六部争权的内阁阁老走得太近，故而就要与李云天拉好关系。
李云天虽然在内阁挂着职务但其职责的重心已经投在了讲武堂上，基本上不涉及内阁与六部之间的争斗，而且还逐渐充当起了双方和事佬的角色，否则此次两淮盐道贪墨案六部阵营的官员将损失惨重。
随着两淮盐道贪墨案的落幕，大明文官集团中以潘兴民为首的一方势力开始异军突起，他们吸纳了南京各部院衙门堂官的力量，逐渐成为了内阁和六部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使得大明文官集团一步步走向三足鼎立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