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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者无论有罪无罪皆要先杖责三十，你可愿意受杖？”赵慕宇神情严肃地望着刘张氏，不动声色地说道，“另外，诬陷公侯者反坐之罪罪加一等，你可要想好了。”
明朝律例规定，民告官，下告上，皆杖三十，也就是打三十大板。
如果所告属实的话，那么就“坐失不论”，不追究上告者的责任，可如果上告者是诬告，那么就要“反坐”，也就是以其诬告的罪名为其定刑，而且上告的对象如果是大明勋贵或者皇族的话要罪加一等。
而且，到衙门告状也有相应的规矩，明朝有放告日，那些非身体伤害活着致人死亡的普通民事诉讼案，衙门只允许百姓们在一定的日子上告，通常选择初一、初五，其他时间则不会受理，以免影响了衙门的运作。
不仅如此，古代的衙门辰时初刻点卯，到了申时三刻就收班，也就是早上七点上班，下午四点就下班，因此告状也要尽早，以免误了时辰。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民事诉讼通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主审官通常都会和稀泥尽量调解双方的矛盾，力争做到相安无事，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就纠缠不清。
按照衙门的审案流程，上告的时候必须有状子否则衙门无法受理，因为古代普通百姓都不识字，所以通常要请人代写，由此一来就有了讼师这个行当，例如李云天的挚友杨云贵就在湖口县当过讼师。
由于古代审案侦查手段有限，因此通常要通过状子来了解案情，因此状子的好坏往往能影响主审官对涉案双方的印象，故而一张能迎合主审官喜好的状子更有胜算，这就使得那些经验丰富、能摸透主审官脾性的讼师大受欢迎。
不过，讼师要是时常帮人打官司的话也会因为“好兴诉讼”而被打板子，毕竟谁都希望自己的辖地内风平浪静，否则的话，如果诉讼繁多岂不是意味着其治理地方不利？
由于洪武皇帝出身贫苦，故而设立了登闻鼓来了解天下疾苦，对于越级上告也只是打板子了事。
等到了清朝的时候要想越级上告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设定了许多苛刻的限制，以清朝的三法司为例，要想到三法司上告，必须要滚钉板以证有着莫大冤屈，刑部方可受理。
至于登闻鼓，清朝规定击鼓的事由“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否则不得击鼓违者重罪，并且在击鼓之前要进行核实，进而使得登闻鼓名存实亡。
其实，不仅清朝，明朝在宣德后登闻鼓基本上也沦为了摆设。
按照洪武皇帝设立登闻鼓的初衷，一旦有百姓击鼓鸣冤皇帝必须要亲自受理，官员如有从中阻拦一律重判。
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和以及司礼监对内阁和六部的牵制，大明自宣德后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处理政务的体制，不再需要皇帝们事必躬亲，因此宣德后的大多数皇帝不再像洪武帝、永乐帝、洪熙帝和宣德帝那样勤于政务，下面的官员自然也就不敢用登闻鼓来惊扰圣驾，要知道明朝历史上单单大规模杖毙激怒了皇帝文官的例子就有数起。
所谓的钉板，就是一块钉满铁钉的木板，宽约五尺，长约一丈，凡是到京城三法司上告的百姓必须要滚过钉板后才能把状子递上去。
其实，滚钉板里面也藏着不少玄机，据传清朝三法司的门房都准备有两种规格的钉板，一种上面镶嵌有三百八十枚钢钉，另外一种只有八十一枚钢钉。
滚三百八十枚钢钉的钉板还好，由于钢钉多使得身体接触到钢钉的受力点多，单个钢钉承受的压力就小，对人体的伤害就小。
可如果是八十一枚钢钉，那这一趟要是滚下去的话身上肯定会多出许多血窟窿来。
“民妇愿意。”面对赵慕宇的询问刘张氏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眼神果决地望着赵慕宇。
按理说，刘张氏在顺天府前鸣冤时顺天府的差役就应该对其行刑，然后再接她的状子。
可是刘张氏的情况比较特殊，涉及到了李云天以及在顺天府大牢里中毒身亡的刘仁，因此顺天府的官员们谁也不敢轻易接刘张氏的状子，而是一级级呈报到了赵慕宇那里，而赵慕宇又上报给了宣德帝，由此一来刘张氏也就逃过了那顿板子。
不过现在的情形与先前又不同，顺天府既然已经受理了刘张氏的状子，那么刘张氏的这顿板子是无论如何也免不了的了，否则就违反了大明律例。
“行刑！”见刘张氏心意已决，赵慕宇随即从案桌上的签筒上抽出了一支令签，啪一声甩在了地上。
大堂上的几名差役见状立刻上前，准备按住刘张氏行刑，由于刘张氏是女人所以可以不用脱裤受刑。
“且慢！”还没等那几名差役走到刘张氏身旁，李云天忽然出人意料地开口阻止道，这使得现场众人不由得纷纷狐疑地望向了他，不清楚他这是何意。